图表内容来源：中国政府网

　  “十四五”经济形势关键词：“中高速”“低波动”

　　记者：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大局密切相关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面临哪些挑战？

　　张丽宾：在迎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，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，再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冲击，导致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以下内部挑战：

　　一是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向发达经济体迈进的阶段。这一阶段中，我国需要“新双轮驱动”--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。因为每一轮产业革命都始于科技的创新，诞生于金融的创新。目前来看，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尚存在差距，生产率提高面临挑战；金融发展对科技活动的支持并不充分，甚至存在脱节。

　　二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。从不同区域来看，各区域和省份的内部增长远未形成协同发展的全局稳定态势。东部地区形成了内部的新兴产业结构和多方竞合机制；中西部地区的多数省份还是粗放式高速增长的态势，区域内要素协调和整合需要进一步完善。从区域内部来看，省际增长分化与区域间极化发展，也是一个态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当经济紧缩的时候，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“下拉溢出”效应，会大于扩张期时的“上拉溢出”。所以，在经济下行情况下，如果采取的措施不力，有可能会导致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滑。

　　记者：上述挑战之下，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将呈现出哪些特点？

　　张丽宾：“十四五”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，整体将呈现经济下行趋缓、风险趋降、总体企稳的态势，总体上可以概括为“中高速”和“低波动”。

　　“中高速”主要体现在：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从高速向中高速的转变是一个客观、长期且不可逆的趋势。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看，技术进步已经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趋势。特别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会有所下降。同时，劳动投入逐年下降，人口红利不断衰减，劳动力短缺，人力资本提升速度放缓，投资回报率降低。

　　“低波动”主要体现为：长期来看，我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，并且呈现出更包容、更可持续的发展态势。主要是因为我国政策逐步回归理性区位--出口转为常态化水平，金融风险也在理性释放。这就为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、经济结构的优化、技术后发优势的赶超，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，留出了必要的时间。因此，从长期来看，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仍然较为乐观。

　　重点关注结构性就业矛盾

　　记者：这一宏观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就业形势，将产生哪些影响？

　　张丽宾：一般而言，经济增速若下行，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就会下降。但因为我国劳动力供给也在减少，所以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劳动力市场能实现总量总体平衡。

　　一方面，从目前来看，由于政策的有效干预，即使在经济增速阶段性下滑的阶段，也没有引起特别显著的失业现象。今年年初，受疫情影响，我国失业率升高，但由于政策的强有效干预和就业服务体系的完善，失业率很快恢复到正常区间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比较严重。首先，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下降，投资进出口带动能力在下降。其次，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提出的要求，与当前我国劳动力素质水平是不匹配的。如果不能及时提高劳动力素质，长期来看，这将成为经济社会的一个负担。

　　另外，要素流动问题十分突出。如果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，那么就表明经济的产出效率较低。因为它没有通过要素的充分流动和有效的配置，来提高产出水平。因此，如何促进要素流动和要素的有效匹配，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。

　　用好政策工具箱开拓发展新天地

　　记者：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们应该实施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？

　　张丽宾：首先，宏观调控要从积极的相机抉择型政策，向有前瞻性指引功能的规则性政策转变。要从片面追求GDP增长，向追求发展质量全面提升转变。价格机制要向有利于引导资源流向这个角度来调整。同时要高度重视名义利率调整的规则性和可持续性，来稳定公众预期。另外，适度的信贷供给先行，仍能有效地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，提振经济活力。

　　其次，要根据形势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。要警惕一些欠发达地区的“下拉溢出”效应，建立一个联合应急系统与协调补偿机制。

　　记者：面对这些形势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就业政策应该如何发力？

　　张丽宾：2019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，就业政策有了更多“话语权”。

　　首先，我们可尝试全方位人力资源开发政策。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虽然较多，但是适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却不多。需要全方位地开发人力资源，以适应产业模式、竞争转型。不仅要开展高质量教育培训，还要推动整个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，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。

　　其次，就业层面也要有前瞻性指引功能的规则性政策。关键是要抓好劳动关系领域的重点问题，通过提高劳动标准，或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来提升就业质量。

　　再其次，要尝试就业友好型人社政策。如应适应灵活就业的需要，及时更新调整相应的社会保险政策。

　　最后，要适时定向调控政策，来适应结构性调整转型的需要。